李師科搶案一把警槍、一條被單，和一個死在秀朗橋下的計程車司機

1982 年 5 月 7 日天還沒亮，一名被警方當成銀行搶匪的計程車司機，在秀朗橋上離開了押送他的警車，再也沒有活著回來。他叫王迎先，五十多歲，從頭到尾沒有搶過任何一家銀行。

幾乎在同一段時間裡，台北的另一頭，真正的搶匪在自己租的小房間裡被捕。一個案子，一夜之間冒出了兩個「兇手」，一個是警方抓錯的人，一個是警方追了兩年多都沒找到的人。

這篇從頭整理李師科搶案：一把從站崗警察身上搶來的槍，一條花色相似的被單，以及王迎先死後，台灣刑事訴訟法因此多出來的一項權利。

時間要先倒回 1980 年 1 月 7 日凌晨。台北市金華街的教廷大使館門口，台北市警察局保安大隊的警員李勝源正在站崗。

一個身材瘦小的男人朝崗哨走來，看起來像是要問路。他掏出一把自製的土造手槍，李勝源中槍殉職，身上那把點三八左輪手槍和子彈被搶走。這起殺警奪槍案，之後整整兩年沒有破，那把槍也跟著下落不明。

搶走警槍的人並不急。據報導，他在那段時間裡好幾次走進同一家銀行，拿零錢去換，順便看櫃台怎麼作業。他後來說，挑上這家分行，是因為警衛人手少、常被調去押運鈔車，銀行後面的巷弄又窄又亂，方便脫身。

1982 年 4 月 14 日下午 3 點 20 分，位在羅斯福路上的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，離 3 點半打烊只剩 10 分鐘。

一個戴假髮、白色鴨舌帽和白色口罩的男人走了進來，先確認警衛不在，接著拔出手槍要所有人不准動。一名副理上前，被他開槍打成重傷，後來送醫救回一命。他喊的話大意是：錢是國家的，命是你們自己的，他要一千萬。

他從櫃台跳進去，把行員丟出來的鈔票塞進一個白色袋子，再從後門的防火巷離開。轄區警察幾分鐘後趕到，人已經不見了。這一趟，他帶走了五百三十多萬元。

銀行的閉路電視拍到了搶匪，畫面在電視上反覆播出，幾乎每個台灣人都看過那個戴帽子和口罩的身影，卻沒有人說得出口罩後面是誰。

警方成立專案小組，懸賞 200 萬元，上級要求限期破案。線報不斷湧進來，一條一條查下去，卻始終沒有找到人。

案發三個多星期後，警方接到檢舉，對象是一位開計程車的司機王迎先。據報導，他和搶匪一樣，是從大陸來台的老兵，檢舉的人說他的長相、口音和電視上的搶匪很像。

同一時間，警方找到搶匪丟棄的錢袋，裡面有一條被單，辦案人員認為它跟王家的被單很像。長得像、口音像、被單像，這幾個「像」，就是當時指向王迎先的全部證據。

5 月初，王迎先和女兒被帶走。據後來的調查，警方帶他們去的不是警察局，而是一處招待所，不在一般偵訊的地方，旁邊也沒有律師。

他的女兒後來說，自己在另一個房間被打耳光，被逼著承認那條被單是家裡的；隔著牆，她聽見父親的哭聲、撞擊聲、大口喘氣和嘔吐的聲音。最後王迎先「承認」了，還說搶來的東西丟在秀朗橋下。

5 月 7 日凌晨，三名刑警押著王迎先去找他口中的證物。車子開上秀朗橋，他說要下車指出地點，一下車就從橋上跳進了新店溪，當天遺體被撈起。在一座不能停車的橋上，為什麼讓重大嫌犯下車？三個人為什麼沒能拉住他？這些疑問，後來一直沒有讓人信服的解釋。

就在同一個凌晨，台北縣三重有個男人下班回家，發現家裡多了一個牛皮紙袋，裡面是 400 萬元現金，捆鈔帶上還蓋著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的戳記。袋子是岳父家的房客，託他太太保管的。

他立刻報警，警方隨即包圍了和平西路一間不到 3 坪的出租小房間。據說屋裡的人只說了一句：我知道你們來了，我是李師科。警方又從他的床底下搜出一百多萬元。

真兇落網了，王迎先卻已經回不來。當天的初步相驗寫著「沒有明顯外傷」；後來的解剖卻發現，他斷了 7 根肋骨，骨盆和後腦也有傷。這兩份結果之間的落差，成了刑求最關鍵的證據。

李師科是山東人，當年 55 歲，十幾歲從軍，跟著國軍經海南島來到台灣。因病退伍後，他修過車、開過計程車，在台灣沒有親人，一個人住在那間小房間裡。他說自己看不慣暴發戶，也看不慣一再發生的經濟犯罪。

那 400 萬，是他交給房東的女兒，說想讓她的孩子將來念到大學畢業。其餘的錢大多原封不動，只花掉一小部分，買了電視和幾樣家電，贓款最後幾乎全數追回。

當時台灣還在戒嚴，行政院依戒嚴法把他交給警備總部的軍事法庭。5 月 17 日開庭，5 月 21 日判處死刑，5 月 26 日清晨槍決。從被捕到伏法，一共 19 天。

他死後的故事，比他活著時更長。新店有一座寺廟把他的塑像和廖添丁並列，當成門神供奉；1988 年還有《大盜李師科》和《老科的最後一個秋天》兩部電影。

今天銀行門口「請脫下安全帽和口罩」的告示，一般也認為是從這起案子之後開始普及的。

另一邊，涉案的五名刑事局幹員被移送法辦後，各自逃亡。其中一人躲了 6 年才投案服刑；另一人逃到國外，等到追訴期過去，始終沒有受審。

1982 年 8 月 4 日，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公布。在這之前，被告要等到起訴之後才能請辯護人；修法後，人從被警察調查的那一刻起就可以請律師，訊問時律師也能在場。

整理完這些資料，我最放不下的是一件很容易被忘記的事：今天在偵訊室裡說一句「我要等律師來」，聽起來理所當然，但在 1982 年 8 月以前，法律並沒有給這個權利。後來大家把這次修法叫做「王迎先條款」，這個名字本身就提醒著，它是怎麼來的。

另一件事，是「義賊」這個稱號。李師科的人生裡確實有老兵的孤單，十幾歲離家，在台灣舉目無親，老了只剩一間小房間；他對社會的不滿，也不是假的。可是他為了一把槍，先殺了一名站崗的警察，李勝源同樣有自己的家人。一個故事好不好聽，不該決定我們記得誰、遺忘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