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人21面相讓整個日本不敢買糖果的一年半

1984 年 10 月，大阪、兵庫、京都、愛知的超市和便利商店裡，陸續有人在貨架上發現奇怪的零食。外盒看起來和旁邊的商品一模一樣，只多了一張手寫的白色小紙條，字跡歪歪扭扭，像是小孩子寫的平假名。

紙條上只有一行字。

又過了快一年，他們寄出一封「終結宣言」，從此消失。2000 年，案中最後一項罪名過了追訴期，沒有任何人被逮捕。日本人把這起事件叫做「固力果・森永事件」，它到今天仍是戰後最有名的懸案之一。這篇筆記想做的，是把案子留下來的幾條線索排在一起看，看看它們最後指向哪裡。

一切從 1984 年 3 月 18 日晚上開始。兵庫縣西宮市一棟住宅裡，零食大廠「江崎固力果」的社長江崎勝久，正在家中泡澡。

幾名蒙面持槍的男子闖進屋內，先綁住他的家人，接著直接把社長從浴室裡押走。不久，勒索的條件送到：現金 10 億日圓，再加上 100 公斤的黃金。

贖金還來不及交付，事情就有了轉折。3 天後，江崎社長在大阪府茨木市一間河邊的倉庫裡，自己掙脫逃了出來，在對岸被人發現。人質平安歸來，照理說，掌握第一手證詞的警方應該很快就能破案。

但社長的證詞裡有一個細節，讓辦案人員越聽越不安：犯人叫得出他家人的名字，甚至知道公司司機是誰。這些事，一個外人要從哪裡得知？

綁架落幕不到一個月，4 月 10 日，固力果位在大阪市西淀川區的總公司遭人縱火。從這時候起，警察和報社開始收到一封接一封的信。

信用的是關西腔，幾乎通篇平假名，乍看像小學生寫的作文。可是內容一點也不幼稚：它們嘲笑警方的搜查，透露只有犯人才知道的細節，有時還預告下一步要做什麼。其中一封的開頭是這樣寫的：

報紙和電視天天跟進，社會大眾一邊害怕，一邊等著看下一封信又寫了什麼。評論家赤塚行雄後來替這種犯罪取了名字：

6 月 2 日，是怪人21面相指定固力果交付 3 億日圓的日子。這一次，警方決定反過來設局：他們把裝著現金的車停在大阪府攝津市一家餐廳的停車場，讓一名刑警躲進後車廂，等犯人自己上門。

同一個晚上，在不遠的寢屋川市，一對情侶坐在車裡，突然被三名男子包圍。男方當過自衛隊員，但一個人終究敵不過三個人。犯人帶走女方，威脅男方照他們的話把車開到那家餐廳附近，否則女朋友就沒命。

男方走向那輛裝著 3 億日圓的車，埋伏的警察一擁而上，把他壓倒在地。很快就查明，他跟案子毫無關係，只是犯人拿來試探警方的一枚棋子。更糟的是，躲在後車廂的刑警，無線電偏偏在這時故障，和外面失去聯絡；當晚警車在國道 1 號上追逐一輛可疑車輛，也沒有追上。

被帶走的女子後來被放下車，犯人還塞給她 2,000 日圓，讓她自己搭計程車回家。綁了人，卻又付車錢——這群人的冷靜，比兇狠更令人不安。

其實早在 5 月 10 日，怪人21面相就寫信給四家報社，宣稱已經在固力果的產品裡混入氰化物。全國的固力果商品因此下架，公司損失慘重，大約 450 名兼職員工丟了工作。股價也反映了這場恐慌：

到了 10 月 7 日至 13 日，大阪、兵庫、京都、愛知的店裡，一共找到 13 個被放入氰化物的點心，每一個都貼著同一張警告紙條。西宮市一家便利商店的監視器，拍到一名可疑男子在店裡的身影，警方公開畫面後，他被稱為「錄影帶男子」，身分至今不明。

所幸沒有任何人因為這些點心喪命。但那一年，許多日本父母不敢再讓孩子自己去買零食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贖金交付行動中，警方好幾次看見同一個男人：體格壯碩，眼睛細長上揚。他後來被稱為「狐目男」。

6 月 28 日，丸大食品準備交付 5,000 萬日圓。一名刑警假扮成丸大員工搭上電車，發現有個男人一路盯著他；回程的電車上，那個男人又出現了。可是刑警接到的命令是「沒有指示之前，不准接觸」，他只能看著對方消失在人群裡。

11 月 14 日晚上，輪到好侍食品交付 1 億日圓，地點在滋賀縣境內的名神高速公路休息站一帶。犯人打來的電話裡播的是一段錄音，念出交付地點的，是一個小孩子的聲音。這次行動由大阪府警主導，為了不打草驚蛇，當地的滋賀縣警被要求不要進入高速公路範圍，也不准盤查可疑人物。

那輛車是偷來的，後來在草津附近被找到。車上留著一台機器，可以收聽警方的無線電——警方在做什麼，犯人很可能一直聽得一清二楚。

1985 年 2 月，情人節前夕，媒體又收到一封挑戰信。東京和愛知的店裡出現貼著同樣警告紙條的毒巧克力，這一次連其他品牌的巧克力也遭殃。

3 月，和歌山的老字號點心店駿河屋收到 5,000 萬日圓的勒索信。兩天後，犯人通知交付延期，此後再也沒有聯絡。

8 月 7 日，滋賀縣警的最高首長、本部長山本昌二自殺身亡。一般認為，他是為了前一年 11 月讓那輛廂型車逃走一事，一肩扛起了責任。5 天後，怪人21面相寄出最後一封信，信裡提到本部長的死，說就當作是給他的奠儀，然後宣布：

從那之後，怪人21面相再也沒有出現過。綁架罪的追訴期在 1994 年屆滿；2000 年 2 月 13 日，案中最後一項罪名也過了追訴期。

這個案子最讓我在意的，不是犯人有多聰明，而是 11 月 14 日那一晚。同一個犯人、同一個晚上，兩個縣的警察，一邊被要求不准動，一邊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。失敗的是整個制度，付出代價的卻是一個人。事件之後，日本警察加快把無線電從類比換成數位，跨縣市辦案的協調方式也被大量檢討，只是這些改變都來得太晚。

另一件事是「劇場型犯罪」。怪人21面相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下毒，而是他懂得利用媒體，讓全國的人每天等著他的下一封信。四十年後，我們每天打開手機追著看的社會事件，背後是不是也有人懂得同一套手法，值得多想一下。

這起案件也留下一件好事：今天的食品包裝，大多設計成一打開就看得出來的封口。我們每天隨手撕開的那一圈封條，有一部分就是從這個案子開始的。

怪人21面相是誰、真正想要什麼，四十年來沒有人能給出答案。六條線索拼得出一個方向，卻拼不出一張臉。